温铁军：城镇化不是用城市“化掉”乡村
嘉宾简介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首任院长，先后担任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
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重点课题，并任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等多项荣誉。
谈中国的农村问题，温铁军教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他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媒体还给了他一个 “温三农”的绰号。
2016年12月，温铁军教授接受了乡侬记者的采访。当记者提到他那些响当当的名号，温铁军教授却并不太认同，他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一个用“脚”做学问的乡村实验者。
乡侬：您在上世纪90年代最先提出“三农问题”这个概念，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应该是“农民、农村、农业” ，这个排序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有调整吗？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农民、农村、农业”这个排序在当前也没有变化，“农民”在“三农问题”中还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句话，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说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是基于我个人在基层做的调查研究和向农民学习的体会，增加了一点解释。
乡侬：您认为“三农问题”的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有什么调整？
温铁军：我们国家“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是九十年代，特别是1993年三大赤字危机爆发，1994年推出三大改革，客观上出现危机代价向三农转嫁，导致那个年代的农民群体性治安事件大规模出现。新世纪之初，2002年中央正式把三农问题写入文件，从此一直强调三农问题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特别是2004年农村开始实行免税政策，三农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其实已不再是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增产这老三农概念，应该是包括农民权益、农村治理和农业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在内的“新三农问题”。
乡侬：国外其他国家有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经验吗？
温铁军：“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的个别现象，而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困局，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采用短期、激进手段去解决“三农”问题的先例。即使西方社会也不会问农业要GDP，何况他们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并不具备普世价值，而且他们自身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如果照搬那种旧模式只会走进死胡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经常强调爱因斯坦的一个理论：人们不可能用造成这种问题的思路去解决这种问题。
我比较认可东亚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日韩模式，他们主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的农会和农协，要实现一二三产融合，二三产的增值收益主要留在农民手里，才能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收益不足，这样就稳住了农村，也稳住了农民。我们国内有些维持着集体经济的村庄，其实都是综合性的。
▲接受村民送的救助病儿锦旗
乡侬：您认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20年前我曾经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限制，让农民进城，农村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我发现只要人口超过一亿，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是把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可能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中国农村社会太过复杂，农民群体也过于庞大，涉及这个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应该谨慎。我们现在的发展战略是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个城镇化是要看条件、看国情的，中国的村镇概念和国外完全不同，中国有很多上千人口的大村，其实就是一个镇，它的功能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农村根据自身地理位置和市场环境自然选择的内生型城镇化，而不是“用城市化掉农村”，这样才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如果中国加快城市化的代价是导致农村的衰败和消亡，则无益于自毁城市资本危机软着陆的基础。
乡侬：您为什么主张“农业进城 市民下乡”？
温铁军：“农业进城 市民下乡”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我们主张的是城乡融合，要搭建城乡之间的一个桥梁。如果我们借助城镇化推进一体化，那就既要引导农民在城镇创业，引导有余钱的市民到农村创业，又要引导农业进城。农业不必一定是农民搞，市民也可以搞农业；城市也不一定排斥农业，也可以有都市农业，都市农业既是景观也是生态。城市小区应该允许市民利用空闲土地，种菜种果树。农业在城市里应该成为普遍现象，国外很多大城市的行道绿化树都是果树，街心花园都是菜园，那种只种单一草皮和单一行道树的做法是一种愚昧的城市化，是反生态的。
城镇化进程中最需要的是农业三产化创新，最近社科院的一个报告分析以为，最近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群将从1.3亿上升到7亿左右。只要结合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市场对农业就会有新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消费要强调安全性、参与性和个性化。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市民自觉下乡创业了，今后市民搞农业会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现在欧洲农业60%以上的农场是“市民农场”。
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乡村休闲旅游也会快速增长。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休闲农业要和“三慢”结合，慢城、慢食、慢生活，农业必须多样化才具有体验功能和个性化特质。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需要放慢脚步，在以乡土文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走出一条城乡融合的道路。
乡侬：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乡村建设热潮？
温铁军：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历史概念，孕生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诸多不同，但在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之处，在思想逻辑上也一脉相承。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重塑和谐的社会关系，构造健康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路径。同时，乡村建设不是保守地关注乡村、排斥城市，而是以农村为着眼点统筹城乡发展。如同梁漱溟先生说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中国五千年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它的发展经验恐怕很难照搬西方的经验就可以去改变。所以我们如果从所谓思潮上来说，整个百年来的乡村建设，具有很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因为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相对而言在思想界属于比较保守，我们一般都不认同比较激进的全盘西化思想。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推动复兴乡村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人自觉自愿、不计代价地参与其中，尽管参与者来来去去，但是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成千上万的人自发介入进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是觉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有一种乡村情怀。
乡侬：您怎么理解“乡贤”这个概念？
温铁军：乡贤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低成本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力量。我们都读过《桃花源记》，为什么桃花源里的老百姓可以与世隔绝、“不知魏晋”？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实现自治条件下的长期生存。
乡侬：您认为乡贤可以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温铁军：乡贤主要是依靠本地的资源条件、来形成本地治理体系的人，政府应该重视乡贤的力量，应该为乡贤创造出更大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自下而上的作用。如果过于亲近和倚重外来资本，就会导致良绅退位、劣绅当道。
乡贤可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能够而且愿意为全体村民利益最大化服务，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形成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使农民高度组织化，从而形成村社制度内部的群体理性，提高对外的统一的谈判地位，以及做好相关社会文化建设工作，为村庄可持续建设与国家宏观政策的长效对接打好基础。
采访后记：
我们的第二届乡贤论坛原本计划邀请温铁军教授做演讲嘉宾，但由于时间冲突，温教授无法参加。记者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见到温教授的时候，感觉他随和又亲切，微笑的样子如邻家爷爷。记者提出了做电话采访的要求，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晚上，记者占用了温教授四十多分钟的周末时间做了电话采访。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惭愧，因为我案头工作并没有准备得太充分，在采访中问了好几个“幼稚”问题。电话那头的温教授直接批评了记者“没有做好家庭作业”。那个时候的温教授，给记者的感觉就是一位严厉严谨的班主任老师。
怀着一份忐忑，记者按照温教授的指导，补充资料写了采访稿。温教授收到邮件后很快回复，不仅认真地帮记者修改调整了一些字句，还给了温暖的鼓励和肯定。
第二天记者整理配文图片，照片里的温教授在乡间小路上拖着三轮车，在乡村课堂里给村民讲课，笑容朴素真诚，衣衫简单平常，跟身边的乡亲们毫无二致。彼时的他，不再是一个走遍世界的著名学者，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思考时，要像一位智者；行动时，要像一位普通人。”感谢温铁军教授给记者上了一堂如此深刻生动的人生大课！
「乡侬」记者：林夜原创；本号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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